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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功解救被拐男童，张志伟却高兴不起来。

四五岁的孩子“像商品一样被转租”，拉着不成调的二胡乞讨。而被抓获的“人贩子”，却未受到刑事处罚。

那是2009年初，公安部“打拐”专项行动还未开展，社会上还几乎没有“打拐”意识，成千上万的破碎家庭得不到关注和救助，人贩子在“证据不足”的庇护下猖獗。

张志伟暗下决心，势将打拐进行到底。从提供法律援助，到进行心理疏导，从参与解救被拐幼儿，到推动法治进程……如今，张志伟参与打拐9年。

100多场反拐宣传，500多起拐卖诉讼，2万多次义务咨询，1643个家庭重圆，是39岁“打拐军师”的成绩单。

辞去法官留京当律师打拐

张志伟保持着24小时开机的习惯。

“张律师，有父母孩子丢了，急疯了满世界乱找，我们想问问，怎么样才能让公安尽快立案，怎么收集证据，孩子要是找着了官司该怎么打……”

经常有无助的母亲向他诉说，孩子被拐后失去了人生方向，最害怕的就是火车站买票，因为售票员询问去哪里、哪站下，自己都不知如何回答。

这样的电话，有时是凌晨三四点钟响起。惊醒接听后，他就辗转着，再难入睡。   “太多破碎的悲苦家庭，我常常不能为他们做什么，只能作为一个倾听者。”张志伟说，对这些家庭来说，根本就没白天黑夜，他们一分一秒都睡不着。

13年前，张志伟还是兰州一名刑事审判法官。

当时，他负责审理一起杀人案：两个刚满18岁的男青年准备在兰州火车站偷窃，因乘客同时被其他“同行”盯上，双方发生冲突。二人拿出随身携带的水果刀，出手捅了对方，最后“同行”因失血过多死亡。

直到庭前会见，他与两名嫌疑人细聊后才知道，二人从小都是孤儿，常年流落街头以乞讨为生，之后混迹在兰州火车站附近，捡拾、偷窃。

张志伟第一次得知，社会上竟还有这样一个群体。他思考，如果社会给这些孩子多一些关爱和救助，悲剧也许就不会发生。 

2008年，张志伟辞去法官工作，留京成为一名律师。当时，几个“家庭寻亲”的志愿者找他寻求法律援助。

像是突然间闯入拐卖世界的大门。张志伟形容。“当时社会对于拐卖这块儿认知不够，信息不畅通。突然有成千上万的被拐家庭找我，血淋淋的现实让我震惊。”他开始加入打拐志愿者大军。

为推动打拐法制进程奔走

谈及起初的打拐战，张志伟仍有些“窝火”。

那是2009年初，有爱心人士发现，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，衣着单薄破烂、浑身脏兮兮的，在玉渊潭、王府井附近，拉着不成调的二胡乞讨，且哭闹得厉害，疑似被成人控制。

打拐志愿者们积极行动，将小男孩的照片发到网上，寻找其家人，并与警方取得联系，商量解救乞讨男童的对策。

准备妥当后，“志愿者迅速上前抱走乞讨的孩子。这时，突然冲出来一男一女，大喊‘别抱走我的孩子’”，张志伟回忆，事先在外围的警察出动，男子逃跑，女子被控制。　

张志伟事后得知，这个孩子被二人租借来进行乞讨，女子自称“与家长双方存在自愿的租赁行为”。

最终，男孩通过民政部门被送回河南老家。但警方无法从法律上找到惩处这种行为的依据，这名妇女也因证据不足，仅被拘留数日，未受到刑事处罚。

“男童像商品一样被转租，成为人贩子的牟利工具，而他们却受不到应有的制裁。”张志伟坦言，当时法制的不健全、不完善，给“打拐”工作带来阻碍。

这也让他意识到，“宏观层面要做的事情，还有很多。只有从制度方面不断完善，打拐才具有普遍与长远的意义。”

他连续多年为推动打拐法治进程奔走，呼吁中央重视失踪儿童问题，建议加大对拐卖儿童犯罪和组织儿童乞讨犯罪的打击和处罚力度，建立失踪儿童及家长DNA数据库等。

这些建议大多得到了公安部等部门的采纳。如今，在网络打拐、全民打拐时代，各种网站与公益组织都在进行中，超10万名志愿者加入进来。  

给苦难家庭陪伴和希望

“截至目前，宝贝回家已帮助1643个家庭重圆团圆梦。”8月10号，张志伟在朋友圈里写道。

他也会担当起心理疏导的角色。

遇到绝望的丈夫抱怨，孩子被拐都因妻子没看好，坚持要离婚。他会劝说，“这是罪犯导致的，与个人无关。根据经验，孩子被拐后肯定活着，只是在一个你们不知道的地方，可孩子会长大，会懂事找你们，你们不想给他留一个完整的家吗？”

电影《失孤》中主人公“雷泽宽”的人物原型、骑摩托车寻子十六年的郭刚堂说，自己寻子遇到问题或者情绪低落时，都会咨询张志伟。“他劝我说，孩子会一直找下去，但家里还有父母妻子孩子需要照顾，要我边工作边找孩子，这样能更有力地一直走下去。”

张志伟深知，反拐、寻亲，依靠个人太过薄弱。更多时候，他规划着将全民反拐走进社区。最先投入的，是社区幼儿园。

今年，张志伟接连走进北京人大附属幼儿园、丽景幼儿园、劲松一幼等，针对儿童保护和反拐进行义务宣讲。

“寻亲多年无果的情况为极大多数，一家找到孩子还有千千万万破碎的家庭。”张志伟说，但每个渺小的举动堆积后，会带来大的成效。

志愿者的存在，能给这些苦难的家庭，一个陪伴和希望。